一个“儒缓”竟成罪名，这样，由刑部左侍郎霍冀代替陈其学接任了陕西总督，而宣府巡抚杨巍则代替了戴才出任陕西巡抚。
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一月，陈其学六十岁时首次革任听勘。实际上，隆庆元年4月才追究嘉靖45年10月虏寇杀总兵郭江及杀千总高岚等14人的事，也才罢了陕西三边总督陈其学和陕西巡抚戴才的官，令其回籍听用。同时夺延绥巡抚王遴的奉禄；革了总兵官郭琥的职；守备高元吉等53人也纠治如律。
紧接着，陕西巡按温如玉又以虏数犯边境杀掠无数请治总督霍冀及巡抚王璘罪。霍冀刚上任就遭弹劾。兵部议，王璘已经降奉，勿论。霍冀刚接任抓紧修边，以观后效。
其实，嘉靖四十五年四月份，陈其学才从户部右侍郎总督南京粮储任上接到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任命。不知道陈其学是从南京到西安上任还是从北京到西安上任，也不知道他是骑马还是坐轿子，最快也得五月到任。而上任仅仅5个月就遭到了弹劾。三边总督督的是陕西宁夏甘肃三边四镇（包括甘肃、宁夏、固原、延绥四镇），陈其学可能连自己的防区都没来得及跑一遍，连军事会议也没来得及开一次，手下的人马刀枪还不完全熟悉，手下的大将听不听喝，能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也没把握，就遭到弹劾，继而革任听勘。而在这之前的10月，陕西总督陈其学和蓟辽总督刘焘三年考满，刚刚获得升迁。那时候的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指挥了，固原离陕西总督行辕至少上千公里，一个命令没有几天根本传不过去。是陈其学得知虏深入犯边，即命令都司冯时泰出边一举捣揭其巢，才解了边关之围，言官们却视而不见。
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光，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其实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后来者，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干脆任由他们骂来骂去，最后的结果是明亡于万历成了定论，这种风气到了崇祯的时候，更为明显。
崇祯时，大明已经是到了亡国的地步，言官并没有发挥他们本该有的作用，相反，他们趋媚权贵，各自为政，如兵科给事中曾应遴最显反覆小人之态。曾应遴本为杨嗣昌私人，借其力升任言官，但杨嗣昌一死，则力攻之，居然疏请剖棺戮尸，“摇尾生前反唇死后”，以怨报德。杨嗣昌死后，他又相继趋附薛国观、周延儒，周延儒得势时，曾应遴逢人就说：“我一生不负周老先生”，然而，朝廷一有风吹草动，“迨延儒奉旨看议，则又从注籍中仓皇送单，读其议，凛然霜钺矣”，其卑鄙反覆一至于此，士大夫刚正、凛然的气节荡然无存，末世景象尽显。一些有识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感叹崇祯末“士气卑坏至此，亦亡国之兆。再如，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孤军困守松山，形势危急，而清军也因补给断绝，有后顾之忧，就向明朝发出议和。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给大明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崇祯皇帝经过权衡，也有议和的心思，当下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后金说和，此举说白了是无奈之举，同时也不失为缓兵之计，此计谋一出，崇祯皇帝就担心和谈之事外廷知晓后会阻挠反对，再三叮嘱秘密进行。可是和谈还是因偶尔疏忽而泄密了，言官们一听骇愕不已，一些注重夷夏之辨的言官不顾兵部的艰难处境，纷纷反对。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追究陈新甲的责任，认为他“主和辱国”；给事中廖国遴等四人浑水摸鱼，也极力倡言杀陈新甲，表面上是以《春秋》大义反对议和，实则是出于索贿的目的。陈新甲家人赶紧活动，这四名言官收到贿赂后马上论调大变，又倡言陈新甲必不可杀。但议和的消息闹开后，言路已汹汹然，思宗迫于舆论压力，改变初衷，让陈新甲做了替死鬼，议和中寝，明朝失去了最后的翻盘的机会，可以说言官在其中的作用就不是什么好作用，可即便如此，皇帝最终迫于言官的言论，不得不就此作罢，足见言官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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