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后来的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崇祯有意迁都，陈演“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二月初八，李自成陷太原，北京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顺天巡抚杨鹗建议提调吴三桂保卫京师，二月二十七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紧急会议，征调吴三桂“勤王”，陈演、魏藻德两人不敢同意，以致此事一延再延。崇祯骂他：“汝一死不足蔽辜”。三月初四，崇祯终于决定，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护卫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三月上旬启程，十六日入山海关，二十日至丰润时，李自成已攻破北京。这些固然有大明的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但若稍加缓和未必没有再起的希望，如果说大明最后的希望是来自崇祯帝性子优柔寡断，猜疑心中的话，那这其中言官为了个人的利益，不顾朝廷局面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说了这么多，并非可以诋毁言官，只是想说明一下，言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确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有为国家，为了社稷前赴后继，个个不畏生死，的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夸大，事实上，言官这种敢言直谏的风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都恪守为君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谏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也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于社会还是有益的。特别是明代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较强的制约与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莫大的作用，当然了，坏处不是没有，这种在明朝后期很能体现，不少言官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尤其是明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这股力量就变得可怕了。我文中的言官与之相比，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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