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的创作有所低落，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帝、成帝时，文坛又重新焕发异彩。宣帝刘询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文坛士气为之一振。成帝刘骜精于《诗》、《书》，观古文，又有感于书策的散亡，遂广求天下遗书，诏刘向等典校经籍，这为汉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个时期，待诏金马门的文学之士很多，前代文学家特别是司马相如的成就，对西汉中后期文坛具有垂范作用和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文学之士呼朋引类，竞相早作，推动了赋体文学的持续兴盛和发展。前代作家所热衷的苑囿、狩猎题材，仍为作家们所重视，并且不断探求新意，创作出新的作品；其他如记祀、品物类题材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作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侍从。他们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前期以枚皋为代表的对兴趣的追求，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也在发展，并产生了一些较具艺术成就的作品。这个时期，较为成熟的作家，较成功的作品，比司马相如的时代要多。其中，以赋名世并成为上述两类倾向的代表而影响后代文坛的当推王褒和扬雄。
王褒生逢宣帝倡导文学之时。益州刺史王襄请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诸诗，选好事者演唱。褒又为诸诗作传，以释其意。经王襄推荐，宣帝乃征褒。既至，诏褒作《圣主得贤臣颂》。王褒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发了君臣际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俱与，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其间也略寓讽喻之意。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辄令褒等创作诗赋，然后品评其高下，分别予以赏赐。
在这期间，上曾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很多大臣不赞同朝廷奖掖赋的创作，他们从文化的功利作用角度看问题，认为赋属于“因迷不急”之事。然而，以宣帝为代表的桶至者却不这样看。宣帝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常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在这场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这对汉代文学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潮支持下，西汉中后期一些以“辩丽可喜”为特征的赋，也取得较大的成绩。
在这场论辩之际，正值太子身体欠安，善忘不乐，神情恍惚。宣帝令王褒等赴太子，宫，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诗赋。太子尤喜王褒所作《洞箫赋》、《甘泉赋》，令后宫柜仁、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代表作，它以善于描摹物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品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力求展现这动人的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从洞箫的前身即竹管的生长环境写起，生动地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竹的周围，孤雌呱鹤，秋蜩玄猿，嘻如悲吟，它们的感情熔铸了竹的特殊气质，构成了洞箫先天的感情基因。另一方面则是洞箫演奏者的音乐天分。演奏洞箫的是盲乐师，他们因才能、感情无从抒发，便专注于这一乐器，专注于音乐。这也是构成了洞箫音乐艺术臻于极境的重要条件。作品的主干部分是对洞箫演奏时艺术效果的描绘：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报，土涵，若慈父之序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悁；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
节奏的变化各尽其妙，感人至深，怡人情性，能使品行节，操较低下者归诸濂接方正、仁恩重厚。在作者笔下，洞箫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着名乐师演奏其他乐器都无法达到的。这篇赋既表现出作者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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